卢夏：“那个时候楼的顶部还在整修，白天是有人看门的，到了晚上，保安没在，门也没关，我们就混了进去。里面啊，黑乎乎的，我们没带手电筒，就那个拉小提琴的——旭子，戴了个日本表，能发一点光。他打头，后面一串人跟着。里面太黑了，手表的光钢镚儿那么大，怕走丢啊，所以旭子吹着口哨，我们听口哨的声音辨别方向，摸着黑爬的楼梯！”

另一人：“你们还记得吹的什么吗？义勇军进行曲！”

大家哈哈大笑。卢夏：“没错，义勇军进行曲。后来大家都吹了起来，也不怕黑了。义勇军踏过千山万水，终于要登顶的时候，旭子突然不吹了，也不动了！我在他后面，问他，你他妈怎么了？他说：操，没路了！”

话剧导演接道：“顶上整修，封了嘛。当时啊，全部人静了下来，卧槽，我是真怕啊，周围没了声音，也不知道人在哪里。那楼梯陡得很，爬上去好说，要摸黑爬下来，想想都脚软啊。这还没完！我们在想怎么撤退时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大门关上了！我差点吓尿。”

“妈的，”高教授道：“尿裤子算个啥，老余抱住我脖子，差点把我勒死！”

老余坐在他隔壁，吃吃笑道：“不是没死吗？那时候我以为大家都得死在里面了。”

卢夏：“我们困在鼓楼里面，上不去，下不来，门又关上了。旭子说他下去看看，半天了，他回来说，门关上了，他大叫了几声，没人理。我们没有办法，一起喊了好久，但外面根本听不见。”

“哟，老秦不是在外面吗？”

秦有德淡然道：“他们上去没多久，我就走了。”

“没错，老秦自己走了！诶，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，那时候问你，你还卖关子，”高教授立即问道。

“我没脸说啊。现在讲出来就无所谓了，我去了火车站。”

“啊？！你去火车站干嘛了？”当事人纷纷问道。

秦有德笑道：“我在北京待够了。那天晚上，看你们上去那黑黢黢的鼓楼，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待下去。我要搭火车回家！”

霍子安大惊，父亲竟然想过回家。1995年，算起来父亲离家不过四五年。

卢夏一拍桌子：“那你咋没走啊？”

“我到了火车站，打开钱包——不够钱买车票。要当时你们在，给我凑点钱，我就走了。”

席上一下子静默下来。北漂时的穷苦涌上心头，朝不保夕而精神富足的日子，每一天都感到自己会遇到天启，每一天都可能死去……

高教授：“不走就对了！我还以为，你是最坚定要留北京的。”

“嗯，那一晚，我坐在火车站里，什么办法也没有，被人赶了好几次，一直到天亮。这之后，我就决定打死也不走了。回到上海，我裤兜里还是那些钱……不，连那些钱都没有了，一穷二白，那我这些年折腾个球啊！”

气氛变得有点沉重。卢夏突然笑了起来：“老秦在火车站混了一晚，哥几个更惨，关在那阴森森的古楼里，一整个晚上，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。第二天早上，那鸡ba保安才想起开门，见到我们，跟见鬼一样。”

“他没把咱扭送到派出所，算咱幸运了。”

“那孙子不敢，本来该他守门，我们混进去时，他去撒了泡尿，回来把门一关，跑去胡同里打牌去了。还好我们啥事没有，要死了个人，丢了个什么文物，他罪过就大了。”

“可不吗！我说最幸运的是咱几个，在那鬼洞里困了一晚，油皮都没擦破一块。要从上面摔下来，可不是玩的。真是上天保佑啊。”

“嗯，上天保佑，”卢夏叹道：“那晚罪可没少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