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聊斋志异》，成稿于清朝康熙年间，作者蒲松龄先生，生前极为珍视。清咸丰年间，蒲松龄手稿随其后人一起“闯关东”。颠簸两百多年，半部手稿历经辗转终为辽宁省图书馆“镇馆之宝”，而另外半部，至今不知所踪。那半部手稿是否尚存于天地间？作为《聊斋志异》的忠实粉丝，我能和它相见吗？

蒲松龄是清初山东淄川人，《聊斋志异》一书的写作大约在康熙前期，边写、边改，历时40余年。蒲松龄临终时曾嘱咐其儿孙“余生平恶笔，一切遗稿不许阅诸他人”。

传说，按照蒲氏谱系命名中“竹立一庭，上国人英，文章显业，忠厚家声……”的排序，蒲清章是蒲松龄的第十世孙。据蒲清章老人介绍，清咸丰年间，其曾祖父蒲介人携带《聊斋志异》手稿从山东淄川来到东北，定居沈阳，以卜卦和代写文书为生，虽生活窘迫，不改文人志向。之后，蒲介人将《聊斋志异》手稿传给祖父蒲英灏。

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蒲英灏供职在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府，依氏得知蒲英灏是蒲氏后代，藏有《聊斋志异》手稿，便商借阅，蒲英灏无奈，只好先以半部借之。此后依克唐阿进京参战，不幸染病去世，其所借的半部手稿从此石沉大海，杳无音讯，从此以后半部手稿成了迷。

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蒲英灏奉命镇守西丰，其家属随迁，将半部手稿带到西丰。蒲英灏去世前又将半部手稿传第五子蒲文珊。蒲文珊是一个读书人，曾任西丰县立图书馆馆长，对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的珍视胜过其父。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，时任伪满洲国参议、奉天省图书馆馆长的袁金铠得知蒲文珊家藏有《聊斋志异》半部手稿，便向蒲文珊商借。蒲文珊推辞不过，亲自携带手稿面见袁金铠，袁想重金收买半部手稿，被断然回绝。他说：“先祖遗墨，仅此稿幸存，虽有欲购者，但贫不卖书，古训昭然，又何忍负先世保存之苦心也。”为此，蒲文珊被免去县立图书馆馆长职务。此后，又有日本人和汉奸垂涎手稿，以重金收买，均遭蒲文珊回绝，才使半部《聊斋志异》手稿免遭劫难。蒲文珊深知这半部手稿对蒲氏家族的意义，为保存好手稿，他在住房的西山墙外盖了一间小房，房里用土墙隔成前后两部分，后面的部分较小，与蒲文珊住的西屋打通，正好是西屋北炕，打通处安了一扇小门，用一个木柜挡在门上。用红木匣存放的《聊斋志异》半部手稿就藏在里面，除了在春夏之际适时将手稿拿出通风外，平时从不轻易打开。1950年，蒲文珊将这半部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捐赠给人民政府——辽东省文化处，1951年转交东北文化部，经过专家鉴定确为真迹，系海内孤本。稿本两函四部是八册原稿中的一、三、四、七册，除30篇系他人代抄外，均为蒲松龄手迹，是极为珍贵的《聊斋志异》定稿本。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林枫立即批示将《聊斋志异》交东北图书馆妥为收藏，并奖励原稿捐献者。

那么，《聊斋志异》的另半部手稿到底流落到何方去了呢？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传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，下半部手稿在这时被抢去，流落国外。1934年（民国二十三年），《北平晨报》曾报道说：“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图书馆藏有蒲留仙《聊斋志异》原稿四十六卷。”1941年，伪满报纸《盛京时报》曾援引德国的一则消息：“《聊斋志异》部分原稿四十八卷现存柏林博物馆。”后又有消息说在德国发现有蒲松龄题记和印鉴的手迹档案。

“山谷村夫，你我有缘，公元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日晚，月上柳梢头时，我们相约与尚家河丹丹谷。”一个白衣人冲着我喊。

“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呀！”我看他，白衣白马，白脸白鞋。

“不要问我是谁，到时候青牛会来接你。”白衣人继续说。